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，剪辫可不是个人的爱好习惯问题，而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。住在清宫里的逊帝溥仪，在17岁那年自己动手剪掉了辫子。1917年“辫帅”张勋复辟时的“辫子军”也只是昙花一现。

 　　辫子剪去了，封建服制取消了，多种服饰文化一时间纷然杂出。“西装、东装、汉装、满装，应有尽有，庞杂至不可名状。”而传统着装习惯仍然具有一定的惯性力量，长袍马褂还是民国初年北京街头最常见的服饰。

 　　中国的近代化是被迫逐渐向世界开放的结果。西方事物如潮水般涌入，从洋枪、洋炮，直到洋烟、洋火和洋葱。“洋货旺销，无不利市三倍”，一些中国工商业者也纷纷以“爱国”、“挽回利权”的名义，投资于新式机织业。光绪中叶，北京的布店就开始销售洋布，由于洋布比国产土布便宜，布线密实且细，颜色艳丽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，并逐渐将土布挤出市场。民国以后，民族纺织业兴起，布庄增加了国产的机织布。

 　　缝纫机的问世，导致成衣业的快速发展，工业化服装生产的标准模式，开始取代家庭手工制衣的垄断地位。中山装是基于外洋学生装而加以改革的国产形制，因孙中山先生率先提倡并穿用而得名。它是传统与时代的完美结合，从此成为一代中国男子的典型服装。

 　　民国初年，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愈演愈烈，妇女们在两个方面最先焕发出解放意识——婚姻和服饰。女子本身开化的程度和仍然存在的公共标准，使女服的变化也体现了中西结合的趋势，旗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产物。知识阶层的年轻女性，烫发，涂口红，穿改良旗袍和高跟鞋，在她们身上明显反映着古都服饰文化与外来服饰文化的双重影响。

 　　在多种文化激烈交汇的漩涡中，人们的服饰表现出多样性和易变性。由于沿海口岸城市较早开放，得风气之先，以京师宫眷显贵为代表而被全国效尤的传统京派服饰，渐渐失去了领导服饰潮流的优势，转而仿效苏杭、上海。但总体上说，作为思想相对保守的文化古城，北京市民的衣着打扮确实不像沿海城市那么开放。

 　　民国时期，北京社会财富的整体水平并不太高，劳动者的服装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，只求蔽体御寒而已，风格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北京方言中的“估衣”一词，指的是穿过的旧衣服，底层人家的衣服大多是从估衣摊儿买来的。贫家妇女手提竹篮，备些针线布片，走街串巷为穷苦的单身汉缝补破衣，聊以糊口。北京人称之为“缝穷”的，这也曾是北京街头的三百六十行之一。